戰爭觀點

  曹操認識到,軍事鬥爭離不開政治形勢的配合。要有足夠的武裝力量,才能拯救社會。不能像春秋時吳國夫差那樣只憑武力,不註重政治;也不可似周朝 諸侯徐偃王那樣,以“仁義”代替用兵。他強調“兵以義動”(《三國誌·武帝紀》),“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為贏得戰爭中的政治主動權,他挾天子以令諸 侯,為除暴亂維護漢室而舉義兵;為爭取人心,占領河北後免難民租賦,又發佈抑豪強兼併令,以使“百姓親附,甲兵強盛”。著名謀士郭嘉頌揚他“奉順以率天 下,此義勝”。他認為經濟的好壞,關係著戰爭的成敗。軍隊無輜重、糧食、委積,“亡之道也”,因而吸取“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三國 誌·武帝紀》裴松之註)的經驗,大興屯田,達到了足食強兵的目的。

 

治軍思想

  曹操拋棄儒家以禮治軍的原則, 認為“禮不可治兵”(《孫子註》),強調“吾在軍中持法是也”(《曹操集·遺令》),註重以法治軍。他針對漢末政失於寬的狀況,“糾之以猛”,以使“上下 知制”,“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三國誌·郭嘉傳》裴松之註引《傅子》)。他“攬申、商之法術”(《三國誌·武帝紀》),制定管理、訓練等軍 事法規,如《軍令》、《步戰令》、《船戰令》、《論吏士行能令》、《敗軍抵罪令》等,以維護軍隊的統一指揮,強化軍隊的戰鬥力。為保證法規的實行,主張嚴 明賞罰,按法賞有功、治有罪,“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告誡諸將“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三國誌·武帝 紀》)。強調“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同前)並“親巡將士,明勸賞罰”,在公開場合,自己也不置之法外。為貫徹以法治軍的思想,他特別 註意軍中司法官吏的選拔,認為“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三國誌·武帝 紀》)曹操選將用人,主張破格求實。認為“將賢則國安”(《孫子註》),“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因此,主張“舉賢勿拘德行”,“舉士勿廢偏 短”(《三國誌·武帝紀》),唯才是舉。他拔於禁、樂進等於行陣之間,擢張遼、張郃、徐晃等於俘虜營內,他們後皆戰功卓著,成為名將。對有過失的“賢” 才,往往任用如初。他還註意集眾人之智指導戰爭,在兗州、官渡、鄴城、當陽、渭南、襄樊之戰等重大戰事中,均聽取和採納將士的意見。為盡其才,他倡導廣開 言路之風,徵柳城烏桓得勝回師,還重賞曾勸阻他出征的人。

 

謀略思想

  曹操說:“欲攻敵 ,必先謀。”(《孫子註》)重視謀略是曹操軍事思想的重要內容,也是他事業成功的重要保證。他所以能夠“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三國誌·諸 葛亮傳》)。他認為用兵“不可以禱祀而求,亦不可以事類而求”(《孫子註》),從而將其謀略思想建立在朴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基礎之上,顯示出求實、尚變兩 大特點。他推崇《孫子》,但要求諸將按他結合當時社會實際和實戰經驗編撰的新書指揮作戰 。視善變為用兵核心,其行軍用師,“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 三國誌·武帝紀 》裴松之註 )。強調“ 兵無常形”,“兵無常勢”,“兵之變化,固非一道”,只有靈活用兵,“以詭詐為道”,才能以變制勝。還說“若以險固為資,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同前)。 他認為,詭詐的前提是知彼知己,只有在掌握了對方的兵力部署、 戰將強弱、 地形險易、後勤保障等情況的前提下,進行全面綜合的研究,才能制定出“因敵變化”、“盈縮隨敵”的策略。他尤重視奇正、虛實變化,要求以“ 至實擊至虛 ”。他的戰爭實踐也體現出這一點。如對吳、蜀作戰,或東攻西守,或東守西攻,皆依實際情況, 將優勢兵力集中於一方, 形成“至實”態勢。同時,常以分散、分化敵軍的策略, 致其“ 至虛”,從而各個擊破。在中國軍事史上,他以“詭詐”著稱。

  曹操的軍事思想深受歷代兵家和學者稱道。《三國誌》作者評價曹操“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其《孫註》,對後世兵學有深遠影響。但由於受歷史的局限,其軍事思想也有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的雜質,雖以刑撥亂的成效顯著,但有時強調刑罰過度。

 

曹操的管理思想

一、管理原則上:堅持領導地位和法的統一性

  在漢末諸侯長期戰爭中,曹操在北方能逐一征服群雄,除了有著傑出的智慧、堅強的意志和其他為學界所論說的因素外,還突出地表現在管理上對涉及根本性的原則他能始終堅定不移地予以堅持。這主要表現在兩點上。

  1.強化領導的權威性:堅持主權領導地位的不可動搖。在統一北方的過程中,曹操雖幾經挫折,但最終還是建立起自己的統治,這期間他“挾 天子以令諸侯”為自己帶來一定有利條件和優勢的同時,也給自己帶來不少負面影響。譬如有人就因此罵他是“漢賊”、“國賊”,而在統治內部不少人也因此認為 他“有不遜之志” ,甚至一些親漢勢力還不斷謀反發動政變。面對政權內 外這些逆向不和諧因素,曹操在加強對漢獻帝控制下,一方面著《讓縣自明本志令》宣稱:“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以 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對異己者、謀反 叛亂者採取果斷鎮壓。可以說,曹操能從最初率領數千人的隊伍最後發展為建立起對大半個中國的統治,在管理上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能不為讒言惡語所左右而能一 直堅持自身主權領導地位的不動搖,並對不斷反抗其領導地位的各種勢力進行堅決的鎮壓。

  2.依法辦事,法一不二:堅持法治的統一性。在激烈競爭的漢末割據環境里,曹操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得人擁護、為人所附,其中重要的 一點,也是後人多以之詬罵和批評他的,就是他所採取的法治。親身經歷漢末政治腐敗的曹操深刻認識到:“夫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因而 不論是早期為官洛陽、濟南,還是後來領軍征戰並統治一方,他都毫不猶豫地把以刑罰為主的法治作為主要統治管理手段之一,併在推行過程中始終堅持依法辦事, 貫徹法一不二的原則,由此建立起一套嚴格而平等的人事運轉機制,為整個群體提供了一種公平的進取環境。在這種機制和環境下,將士們和諸士大夫不但少有違反 法令者,且多能依照規章制度做好本職工作,為國家的利益而不斷奮鬥。此正如其謀士郭嘉所說:“漢末政失於寬,(袁)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 知制。”漢末混亂的社會因此不但重新恢復秩序,整個社會也皆知守法的重要,由此營造出一種公平人事機制和進取環境,使得眾人在資源面前不僅得以同等享受, 面對危機、損失、懲罰上也能同等擔當,從而使所有人員多能心甘情願地各盡所能、各盡其職,為集體利益國家利益貢獻著力量和智慧。

  二、管理方法上:因時變通,效率優先

  在長期的軍事、政治生涯里,曹操不論是治軍還是治國,在管理上既能堅持原則也能講求方法。事實上,在董卓之亂後群雄並爭的惡劣環境中, 勢力原本弱小的曹操如果在治軍和隨後的統治中不講究管理方法的多樣性而只知堅持原則的不變性是很難成功的。綜觀曹操管理方法,其最富有特色的表現在以下兩 點:

  1.因時用才,有才必用:對人才實行有效的整合。在漢末亂世要崛起並強大起來沒有人才是做不到的,要強大起來並征服群雄沒有足夠的人才 也很難辦到,而要最後真正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目標沒有服務於己的大量人才,政治理想再巨集大也不可能實現,所以曹操從興義兵討董卓起就不斷聚集人才,並於 這一過程中發出“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來呼喚人才的歸附。這期間他一方面既以儒家標準攬用,如對孔融、禰衡、荀或、崔琰、和洽、邢頤、劉劭、傅乾等的擇用就是因為這些人或儒行著名或才德並稱; 另一方面也用非儒標準招攬人士,譬如頒發的“唯才三令”就突出了對才能的重視,認為只要有能、有才,就是品德不端也可舉用。這種不拘一格而因時變通用人方 法的實行,不但使曹操得以“拔於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其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 ,還因此不斷吸引著敵對陣營人才的靠攏,從而有效地整合了人才,使麾下才士濟濟。

  2.獎懲結合,賞罰分明:實行公正的效率考核機制。曹操一生不論是御軍還是治國,在管理上採取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註重獎懲結合和賞罰分 明的執行,並以之作為考核措施。在軍中他既施行“有事賞功能”的獎勵方法,也貫徹“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的懲罰措施。在這樣的管理方法促進下,他手 下將士們大多都能奮勇殺敵、多建勛功。荀或因此評贊日:“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 事實上,苟有利於國家利益者,不論言行,曹操都予以獎賞。如建安十二年他徵三郡烏丸,諸將、士多有諫阻。既勝而還,曹操查問先前諫阻者,諫阻者不知原因, 個個嚇得戰戰兢兢,生怕要被砍頭,而曹操卻給予了他們豐厚的賞賜並稱贊說:“孤前行,乘危以徼幸,雖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 是以相賞。”御軍如此,治國上他也同樣要求。呂虔任職泰山郡期間,平定境內暴亂,又採取措施穩定百姓生活,他即舉之為茂才。王必忠貞職守、勤懇王事,他認 為是“國之良吏”,將他升為丞相府領長史。然而當大臣有重大錯誤時,他又會不論官職高低、親疏遠近、功勞大小皆予以懲罰。如劉勛歸附他後,“自恃與太祖有 宿,日驕慢,數犯法,又誹謗”,曹操即將他送進監獄。在這種政策導向下,其屬下官吏在管理上也多能堅持賞罰分明方法的執行。如毛蚧典選舉時對不管百姓生產 和生活而大肆貪污者便不予選用,王修做魏郡太守時也積極“抑強扶弱,明賞罰”。可以說獎懲結合、賞罰分明管理方法的推行使曹操統治下惡與過、罪與非既不會 因權貴而免罰,也不會以尊顯而免責,而善與功、美與勞也既不因低賤而失賞、也不以疏遠而無封,從而形成了一個高效率團隊。

  三、管理理念上:利益共用。以百姓為重

  曹操由弱變強、由小變大,最後統一北方,事實上並不僅僅在於他在管理上能堅持某些原則和因時變通採用多種切實有效的方法,還在於他能因時貫徹實行利益共用、以百姓為重等諸多重要的管理理念。這些管理理念具體體現於三個方面。

  1.甘苦與共,利益共用:實行利益最大群體化分配。漢末亂世是一個英雄並出的時代,企圖代漢稱帝者非是一人二人,意欲建功立業者也不止 十個百個,所以這時期非但稱雄者想盡辦法招攬人才,而人才也在擇主而輔。曹操能成為眾多人士歸附甚至舍其舊主而投奔的主要對象,其最為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 曹操能在管理上執行與群下甘苦與共、利益最大分享的理念。

  2.註重對百姓國家主體地位的保護:穩固統治基礎。曹操一生中不管其政治目的最終如何,從巨集觀上考量,其主要宗旨之一是平天下,為百 姓再建一個統一穩定的社會環境。因此隨著對外征戰的勝利和統治的逐步建立,曹操也在不斷有意識地把對百姓的管理放在重要位置。為此他先後頒發《軍譙令》、 《抑兼併令》、《存恤令》、《給貸令》等法令條文,積極採取一些穩民安民的救恤政策和促進農業發展的措施,對在戰爭、瘟疫中喪生的將士家屬從賦稅、生活、教育、祭祀上給予安排、照顧。這一切既是他視百姓為國家主體的做法,也是他取信於民、贏取民心,為其政權發展奠定基礎的舉措。因此可認為,正是在政治管理中突出了對百姓利益的某種保護,曹操所統治的北方社會經濟才得以迅速恢復,實力才得以不斷增長。

  3.移風易俗,發展文化教育:扭轉不良之俗,弘揚社會正風。在重建統一過程中,曹操不僅通過征戰消除了漢末政治混亂局面,對漢末頹喪的 社會風氣也進行了不遺餘力的改變。這主要表現在他既在吏治上積極推行廉潔之風建設,也積極地對社會風俗予以糾偏整治。為此,他一方面頒發《禮讓令》、《禁 比周令》、《禁寒食令》等法令來清除陋習,對社會上是非不分、以白為黑、欺上瞞下等風習予以整治釐清,一方面又適時制定法令全面推行節儉措施,糾正社會上 奢侈浪費之風,使節儉成為社會良習。而且為了根本改變社會風尚,提高社會道德文化水平,他還大力推行學校教育,要求各郡國興建學校,弘揚“先王之道”。通過一系列措施的推行,曹操不僅整頓了漢末陋風惡習,弘揚了社會文明風尚,還在道德層面上以正確的是非觀引導著世人對真善美的認知,從而凈化了社會人文環境,提高了民眾意識,改善了民風。

 

曹操的教育思想

一、堅信“德厚流光”的古訓,擇師重德行

  曹操的用人方針是“唯才是舉”。他認為,有德行的人,未必有作為;有作為的人,未必有德行。他舉陳平、蘇秦為例,說:“陳平豈篤行,蘇 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敕有司取士勿廢偏短令》)曹操自己用人,重才能,輕德行。他曾下《舉賢勿拘 品行令》,要求僚屬推薦有治國用兵才能的人,即便不仁不孝,也不許遺漏。可是,曹操為諸子選擇教師卻重德行。

  建安十年(205)正月,曹操攻破南皮,殺袁譚,全部占領冀州,闢冀州名士崔琰為別駕從事。曹操對崔琰說:“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眾, 故為大州也。”崔琰回答:“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兵甲,唯此為先, 斯豈冀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史書記載:“太祖(曹操)改容謝之。於時賓客皆伏失色。”(《三國誌·魏書·崔琰傳》)足見崔琰是一位敢於仗義執言的人。第 二年,曹操徵並州高平,留曹丕守鄴,讓崔琰當曹丕的師傅。崔琰盡職盡責,受到曹操的賞識,曹丕的敬重。

  建安十三年(208)六月,曹操任丞相,調崔琰任東曹椽。東曹椽是丞相府主管二千石以下官吏升降事宜的辦事機構。椽,是辦事機構的長 官。曹操在《授崔琰東曹椽教》中說:“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意思是:“你有伯夷 的操守,史魚的耿直,貪心者因敬慕你而變得清廉,強壯者因尊崇你而更加奮勉,你這就可以做時代的表率。所以委派你去擔任東曹椽這個職務。《穀梁傳·僖公十 五年》有“德厚者流光”的說法。意思是:“道德高尚的人,影響深遠。”後人把它簡化為成語”德厚流光“。從曹操《授崔琰東曹椽教》的內容看,他堅信“德厚 流光”的古訓,重視表率作用。

  正是基於這種思想,建安十六年(211),曹操下《高選諸子椽屬令》,說:“侯家吏,宜淵深法度如邢顒輩。”“高選”是嚴格選拔。“椽 屬”,是諸侯屬吏的正、副長官,實際上是諸侯的師傅。令文意思是:“諸侯的屬吏,應當選擇深明法理,像邢顒那樣的人。”《三國誌·魏書·邢顒傳》說:“邢 顒,字子昂,河間鄚人也。……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曹操讓邢顒為平原侯家丞,讓“名高德大“的北海名士邴原為曹丕五官府長史。長史是府內的總 管。曹操指示兒子,要以師傅之禮待邴原。在《轉邴原為五官府長史令》中,曹操寫道:“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欲相屈,以匡勵之。雖雲利賢,能不恧恧!”意 思是:“我兒子懦弱無才,恐怕難走正道,我有個過分的想法,委屈你去匡正勉勵他。這雖然處於我對你的信任和倚重,但不能不令我慚愧。”令文遣詞用語的謙虛 和誠懇,寄托著曹操對培養接班人的殷切期望。

  曹操擇師重德行的教育思想值得借鑒,如今高教界有抄襲論文的博導、學術造假的院長、提倡換妻的副教授;普教界有引導學生考試作弊的教師、校長乃至教育局長,還有大難降臨,丟下學生,只顧自己逃命的教員。師資道德素質已經嚴重地影響著革命接班人的培養。

  二、倡導文武兼習,允許學有偏好

  “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這是毛澤東詞作《浪淘沙·北戴河》中的名句。躍馬揚鞭,登山觀海,吟詩抒懷,在毛澤東筆下,東漢末年的曹操是一位文武兼備的英雄。這一形象具有真實性。

  曹操能文能武。他也要求諸子兼習文武。曹操曾令工匠打造五口寶刀,取“百煉利器,以闢不祥”之意,命名為“百闢刀”。曹操作《百闢刀 令》,說:“往歲作百闢刀五枚,適成,先以一與五官將,其餘四,吾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學,將與次與之。”這個令文反映出曹操倡導文武兼習,全面發展的教 育思想。

  曹丕在《典論自序》中回憶:“餘時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餘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餘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上雅好詩書文籍,雖 在軍旅,手不釋卷。……餘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建安二十二年(217),剛過而立之年 的曹丕被立為太子。這時的曹丕已像父親一樣,文才武藝俱佳。在當太子期間,他撰寫的《典論·論文》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的濫觴之作,在中國文學史 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擅長擊劍,曾用甘蔗當劍,跟通曉五種兵器的奮威將軍鄧展比武,結果擊敗對手。曹操倡導兼習文武、全面發展的教育思想在曹丕身上得到充分 體現。

  曹操雖然倡導文武兼習,但允許學有偏好。《三國誌·魏書·任城威王彰傳》記載:“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 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嘗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為衛、 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為將。’太祖曰:‘為將柰何?’對曰:‘被堅執銳, 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曹操得知三子曹彰立志為將以後,並沒有再責備他棄文好武,而“大笑”,實際上是允許曹彰學有偏好。曹 操對待四子曹植也是這樣。曹植喜文而厭武。他在《與楊德祖書》中說:“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曹操賜他百闢刀一把,勉勵其習武。曹植作 《寶刀銘》,說:“造茲寶刀,既礱既礪。匪以尚武,予身是衛。”意思是:佩戴鋒利的寶刀,並不意味著自己崇尚武功,只為防身自衛。對於曹植這種言行,曹操 也沒有訓斥。允許學有偏好,按照現代教育理念說,就是尊重孩子自己的選擇,允許良好的個性發展。曹操能夠做到這點,難能可貴。

  曹操倡導文武兼習,全面發展的教育思想很有現實意義。筆者有位同事,他的孩子在一所有名氣的中學。這所中學高級幹部子女比較多,這位同 事告訴我,學校組織學生去部隊學軍,這是多好的事情呀。一些孩子怕吃苦,不想去學軍,有些家長托關係去醫院給孩子開病假條。個別教師還把這條“經驗”向另 外的學生家長推薦。這些家長、教師只知道溺愛孩子,根本不理解習武學軍對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的重要作用。

  三、委以重任,在實踐中培養、鍛煉、選拔接班人

  建安二十年(215)三月,曹操西征張魯,十一月張魯降,得漢中,十二月自漢中郡治所南鄭還。隨後,曹操發佈《諸兒令》:“今壽春、漢 中、長安,先欲使一兒各往督領之,欲擇慈孝不違吾令,亦未知用誰也。雖兒小時見愛,而長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兒子亦不欲有所 私。”壽春面對孫權,漢中面對劉備,長安是西漢故都,當時都是重鎮。令文意思是:“當今壽春、漢中、長安這三個重鎮,先打算各派一個兒子去駐守治理。想選 派慈善、孝順不違背我命令的,也不知道用誰好。兒子們雖然小時候都被我疼愛,但長大後德才俱好的,我一定重用他。我說話算數,不但不對我的部下有偏私,就 是對兒子們也不想有偏私。”《諸兒令》反映出曹操對兒子們敢於委以重任,在實踐中培養、鍛煉、選拔接班人的教育思想。

  曹操愛才,對才思敏捷的四子曹植非常寵愛,數次想立為太子。建安十六年(211)七月,曹操西征馬超、韓遂,留曹丕守鄴城,臨行前沒講 一句體貼勉勵的話。這使曹丕倍感冷落凄涼。他作《感離賦》,序中說:“上西征,餘居守,老母諸弟皆從,不勝思慕。”這“不勝思慕”四字含義被曹植察覺。曹 植作《離思賦》,安慰兄長,“願我君之自愛,為皇朝而寶己。”建安十九年(214)七月,曹操南征孫權,留曹植守鄴城,行前下《戒子植》:“吾昔為頓丘 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歟!”曹操以自己青年時代的作為勉勵曹植,在嚴格要求的背後,寄托著厚望。

  然而,事情的發展並不以個人的願望為轉移。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勵”。建安二十二年(217),曹植醉酒,開司馬門私出,乘車馳御街 至金門,犯禁。曹操震怒,下令說:“始者謂子建,兒子最可定大事。自臨菑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不久,立曹丕為太子。

  曹丕沒有辜負曹操。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遠征漢中,留曹丕守鄴城。西曹椽魏諷勾結長樂宮衛尉陳褘謀襲鄴。曹丕得訊,當機立斷, 誅殺魏諷及其黨羽,平息叛亂,保證了鄴城安全,為曹操西征解除了後顧之憂。反觀曹植,他並沒有接受開司馬門私出犯禁的教訓。建安二十四年(219),曹仁 被關羽圍困。曹操以曹植為南中郎將,行徵虜將軍,想派他去救曹仁,讓人去叫曹植,可曹植酩酊大醉,不能接受任務。兩相對比,證明曹操委以重任,在實踐中培 養、鍛煉、選拔接班人的教育思想是行之有效的。

  四、以身作則,主張節儉,反對奢侈

  東漢以來奢侈糜費成風,為了矯正頹風,曹操主張節儉,反對奢侈。儉樸節約是曹操教育思想的重要內容。難能可貴的是,曹操作為一位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能夠言行一致,以身作則。在他的帶領下,僚屬家族形成了儉樸節約的好風氣。

  《三國誌·魏書·武帝紀》註引《魏書》說:曹操“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採,幃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蓐取溫,無 有緣飾。”曹操在《內戒令》中說:“吾衣被皆十歲也,歲歲解浣補納之耳。”曹操有逆氣病,時常要準備好水來浸頭。用銅器盛水,時間久了泛臭氣。於是用銀製 成小方器,可人們不理解,說曹操愛銀制器物。曹操索性改用木製器。從這件小事看,為了提倡節儉,避免誤導僚屬家人,曹操簡直到了謹小慎微的地步。

  在以身作則的基礎上,曹操對家人的要求非常嚴格,不許衣錦繡,不許用熏香,房室不潔,只能燒楓膠和蕙草。《世語》上說:曹操登臺眺望, 見曹植妻衣錦繡,違背制令,將她趕回娘家,賜死。這樣的處置雖說太過分,卻反映了曹操主張節儉,反對奢侈的決心。曹操的兒子贊王曹袞“尚約儉,教敕妃妾紡 績織紝,習為家人之事。”可見,曹操提倡節儉的教育卓有成效。

  “成由勤儉敗由奢”,這時被無數史實證明的真理。然而,改革開放以後,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對這條真理似乎淡忘了。從歐美傳來的超前 消費觀念悄然興起。不斷有人鼓吹:“掙倆花仨”,“今天花明天的錢”。在歐美,超前消費的觀念引發了讓全世界震驚的金融危機。在金融危機面前,人們不禁又 想起了節儉的傳家寶。

  總之,曹操的教育思想雖然不夠系統,但是我們歸納出的幾條很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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